文/李恩昌

  高新科技的快速發展給人類帶來福音的同時，也會帶來許多前所未有的問題和挑戰。建立起適應我國國情的高新科技倫理治理體系，對新技術進行規範和監管，於我們至關重要。

高新科技具有較強顛覆性

  高新技術在增強人類改造自然能力的同時，也增強了人類改造自身的能力。這種技術的顛覆性有可能最終反噬人類—科學技術不再僅僅是人類的工具，而有可能成為人類的支配者。

  譬如，為解決器官短缺問題，科學家正在研究人造器官、異種器官、嵌合體來作為移植器官，但其產生的遠期效應，人們並不清楚；

  在生殖醫學領域，輔助生殖技術在一定程度上顛覆了以往的家庭倫理關係，可能導致出現一個嬰兒有多個父母的情況；

  複製技術更是對傳統人類家庭結構的徹底顛覆，複製人與他的基因來源者之間會出現一種前所未有的倫理關係；

  基因編輯技術一方面可能幫助我們攻克某些遺傳性疾病，但同時也可能造就一些具有前所未有的基因結構的新人類，使得人類基因庫發生難以預料的變化……

  上述技術最終都可能導致我們對人類界定的改變，影響人類對自身本質的認識。

倫理對技術的規範有滯後性

  從科學技術發展史中我們可以發現，總是技術發展在前，倫理規範在後，技術與倫理的這種不平衡和時間差，可以稱之為技術倫理差。它的存在，使得倫理對技術的規範和監管有一定的滯後性，而技術則相應地具有了相對於倫理體系的超前性。

  這種超前性，一部分原因是科學技術的發展與法律或倫理體系發展的產生機制和運作模式的不同造成的。科學技術的發展往往伴隨著的是不同企業或科研單位之間的激烈競爭，每一方都希望快人一步佔據領先地位。

  而法律與倫理監管系統則必須保持一定的嚴肅性和穩定性，其建立的過程必然繁複，朝令夕改會造成社會的混亂，民眾無所適從。

  另一個重要原因是科學技術的發展往往會創造出以往的法律或倫理體系所沒有覆蓋的新生事物或者新生現象，很容易出現監管的真空地帶。這也是人類意識總是落後於社會存在的一個反映，有其哲學上的必然性。

  目前，在高新技術支援下，醫院資訊化、自動化發展很快。在很多大型醫院，無論是患者還是家屬，都可以憑藉掃碼技術列印出檢查結果。這樣做雖然節約了時間，方便了患者，但卻可能帶來一些意想不到問題。

  比如，可能會令癌症等重大疾病患者在毫無思想準備的情況下，第一時間知道了「壞消息」，對患者造成巨大的思想壓力，而患者精神的崩潰可能會導致疾病的惡化。

  這種對患者的間接傷害，目前尚未引起重視，需要制定相關倫理規範，出臺相關政策和法規，在滿足患者知情權的同時，給予患者心理支援，保障患者利益。

科技倫理體系建設有諸多不足

  面對高新科技的快速發展和變化，我們相應的倫理體系建設還有諸多不足，主要表現為以下兩點。

其一，倫理理論創新不足，諸多理論資源沒有得到開發。

  醫學倫理學、生命倫理學、環境倫理學等科技倫理體系發源於國外，雖然中國科技倫理體系經過30多年的發展已逐漸完善，但中國學者自己的創新性觀點較少，對於許多高新科技引發的倫理問題，缺少相對切合的新理論來應對。

其二，倫理概念的豐富性和廣泛性不足。

  科技在發展過程中會創造出一些新概念。例如，科學技術發展所帶來的墮胎問題、植物人的安樂死問題、人工智慧問題、腦移植問題等，都與「人」這個概念的內涵密切相關，為了更好地研究和解決這些問題，我們也迫切需要更多的倫理概念來區分和澄清我們所理解的各種各樣的「人」。

  倫理學必須建立更加豐富、廣泛、有理論價值或實踐價值的概念，用於概括行業和社會領域中的倫理問題，反映客觀世界的倫理規律。

建立邏輯嚴密的治理體系

  倫理治理就是符合倫理原則的治理。其主要的倫理原則有人的幸福、公平、公正、公眾參與透明等。我國的科技倫理治理體系已經有了一定的發展，但總的來說還處在構建階段。要建立新的科技倫理學，需要研究的問題很多，以下幾點最為迫切。

第一，借鑒和汲取國際有益成果，重視和支援中國學者的觀點，是發展中國科技倫理的兩條主要路徑。

  對於前者，中國學界已經給予了充分的重視。而對於後者，中國學界尚未重視。中國學者的研究也有自己的特色和優勢，如劉益東教授提出「致毀知識」及其防範的系列理論，邱仁宗、翟曉梅教授關於加強倫理審查能力建設的系列理論等，都頗有理論深度和新穎性，值得我國學界重視和支持。

第二，我們不能照搬照抄、不加分析地全盤吸收西方研究成果，而應該洋為中用、改造創新。

  特別要重視引入、創造、設計更多新的概念和理論，使其相互之間邏輯嚴密、概念銜接，以更適合中國的現實國情需要。

  中西方科技倫理學的產生和應用，有不同的現實國情、不同的文化背景、不完全相同的道德觀基礎。以醫學倫理學領域為例，由於「為人民服務」是社會主義道德建設的核心，因此，可以將「為人民健康服務」作為社會主義醫德的核心原則與醫學倫理學的靈魂。

  我們可以合理借鑒在國際上流行的生命倫理學四原則「尊重自主、有利、不傷害、公正」，但是這些只應被看作是從屬性的原則，居於為人民健康服務這一核心原則統領之下。

  集體主義與助人為樂都是社會主義道德的重要組成部分，同時也是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的一部分，其強調通過集體協作來促進個人利益，使得個人利益有了更可靠的保障，理所當然的也可以轉化為醫學倫理學的範疇概念，而這同樣適用於醫療高科技領域。

第三，應重視開發利用被忽視的理論資源。

  這些資源我們可以從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中去尋找，可以從中國傳統文化中去尋找，也可以從中國共產黨引領下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理論和實踐中去尋找。我們應該明確樹立「科研有禁區」的思想，設立禁止研究大類。

  由於高新科技的顛覆性和巨大風險性，不是所有高科技都可以進行研究和產業化發展。人類必須優先發展那些收益大、安全性高的科技專案，而對於風險大、後果難以預測的科技專案，應先作為禁止專案。醫院作為應用性生命科技實驗的主要單位之一，對此尤應注意。

第四，著力培養跨學科的科技倫理人才。

  科技倫理屬於一個跨學科的領域，既與各種自然科學與工程學學科相關，又與人文社會科學尤其是倫理學密切相關，高科技倫理更是這樣。

  在解決醫學倫理領域方面的問題時，研究人員不僅應具備最基本的醫學知識、倫理學知識，還應具備社會學知識、數理統計知識、政策管理知識以及外語知識等，否則對倫理問題的發現和歸納就可能存在缺陷，就可能背離醫學實踐。

  但是，目前從事科技倫理研究的學者，有些僅僅懂得科技知識，倫理知識薄弱；有些有較深厚的倫理學功底，科技知識儲備基本是空白；還有些學者知識老化，不瞭解理論界和實踐界最前沿的資訊，難以形成交叉學科所需要的知識體系。

  因此，我們必須培養和挖掘既懂科技又懂倫理的雙料人才。不妨從教育制度入手，鼓勵和支持本科生與研究生跨學科交叉招生，尤其是文理科跨學科招生；加強理工科與醫學專業學生的科技倫理教育，有意識地挖掘同時具備兩方面知識的人才加入科技倫理研究隊伍。

  此外，給予現有研究人員更多有針對性的進修培訓機會，創造更多跨行業、跨學科、跨地域的理論交流與掛職實踐機會，完善他們的知識結構，更新他們的知識庫內容，使他們可以相互學習和借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