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張慧

 一天應該吃幾頓飯？即使問幼稚園的孩子，也能得到「一日三餐」的標準答案。早餐、中餐和晚餐，放之四海皆准，世界各國都不約而同據此遵循。

 然而，為什麼不是兩頓，或者四頓？這可不是一個無厘頭的問題。在人類歷史發展的長河中，隨著生產、生活方式的變化，吃飯的節奏也在調整，最終才固定為一日三餐。

我國三餐的形成

從點心演變出的日中食

 回溯先秦時期，一天吃幾頓飯，是依據身份而定的。

 周代「列鼎而食」的貴族，一日三餐已步入生活日常。貴族以外的平民階層，通常情況下一天最多吃兩餐，才能適應「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農耕勞作節奏。這兩餐一般是早餐與晚餐。

 中國人是什麼時候開始普遍吃三餐的漢唐時期，貴族階層三餐的食俗逐漸流行於民間，早餐與晚餐之間又多出午餐來。「一日之中三時食，朝、夕、日中食」，這個「日中食」指的就是午餐。

 三餐的出現並不意味著兩餐的退出，從漢唐時起直到清末，兩餐都一直與三餐制齊頭並進。普通百姓也會有正餐以外的點心小食，在早、晚兩餐的餐時制度裡，體力勞動的消耗需要補充能量，通常以「點心」的形式在中午進行補充。時間久了，中午的那一頓點心就逐漸演化成了午餐。

 由此可見，中國三餐制從先秦貴族生活中出現，在漢唐時逐漸普及，但兩餐制也長期存在，兩餐的進食時間分別在早、晚時分，日中的那頓點心逐漸演化成了午餐。

歐洲三餐的形成

缺失的早餐慢慢出現

 歐洲地區的情形與我國類似，最初也曾是兩餐。不同之處在於，他們最初缺少的是早餐。

 西方一直把晚餐看作一天中最重要的一餐。理想的晚餐要以新鮮食材烹飪，最好能剩下一些材料當作第二天的早餐。西方的一日兩餐通常指午餐和晚餐，西方三餐的形成史也可以看作是早餐的崛起史。

 在地中海或歐陸生活的人，一天只吃一到兩頓正餐。即使是實行一日三餐的社會，如物質生活相對豐富的羅馬，每餐的重要性也按照時間順序依次遞增：晚餐被稱為「切納」（Cena），是結束一天工作後最重要的一餐，進餐時間夏令時大約從三點以後開始，冬季提前一小時；如果邀請親朋好友歡聚，一餐的時間會延續好幾個小時。相比之下，午餐則在工作間隙匆匆解決，而早餐更是可有可無。

 從法語中可以看出兩餐擴展為三餐的經過。法語原本管一天中的第一餐叫dejeuner（詞義上相當於英語的breakfast，都是「打破齋戒」之意），但因為這一餐的發生時間，在法語裡被譯作「午餐」，為表示之後誕生的較早一餐，法國人另造petit dejeuner一詞表示「早餐」；在保留古老語義較多的魁北克法語中，dejeuner至今仍有「早餐」的意思。

 早餐在三餐中重要性的崛起，更像是一場商業行銷。19世紀晚期，美國教會信徒詹姆斯‧凱勒‧傑克遜發明瞭早餐麥片，約翰‧哈威‧凱洛格則創立了「凱洛格」這一麥片品牌。到了20世紀四五十年代，美國食品公司為了銷售麥片，開始在收音機裡一遍遍重複：「營養學家認為早餐是一天中最重要的一餐」。同時，在超市散發宣傳單，向人們兜售想要健康就必須得吃早飯，而最健康的早飯莫過於速食麥片的言論（事實並非如此）。

 戰後女性就業率大幅增加，上班族媽媽需要在通勤的早上解放廚房生產力，這也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早餐麥片的消費。早餐麥片已經成為一代美國人的回憶，同味覺一起被固定的，還有商家反復宣揚、如今耳熟能詳的「早餐是一天中最重要的一餐」的印象。

一日三餐的用餐時間 由時鐘敲定

 一日三餐的固定用餐時段看起來再平淡不過，但真正在全球各國得以確立也不過是最近幾百年的事情。

 隨自然時鐘運轉的農業時代人類作息，在鐘錶出現以後開始逐漸有了共同的機械標準尺度。歐洲人在十四世紀發明瞭機械式座鐘，1657年發明瞭螺旋彈簧鐘，後者敲開了個人攜帶式鐘錶流行時代的大門。到了十八世紀，擁有一座象徵當時最先進科技的座鐘，生活必需品的意義遠大於財富象徵，人與人之間必須保持時間上的同步，想要融入社會群體，就得知道現在幾點。

 之後幾百年，封建領地逐漸解體，人群開始向城鎮聚集，鐘開始嵌於工廠、市政廳、學校的建築牆上。什麼時候吃飯，不再依照個人身份喜好或者各地古老的飲食習慣，而是必須符合工廠、學校、辦公室、商業中心等社會化組織的執行時間表。想要融入社會，就必須得跟上社會生產時鐘的節奏，換句話說，現代人的社會化得從規整的一日三餐開始。

 1884年，華盛頓會議選定了通過格林尼治天文臺的經線為全球的統一本初子午線，全球統一的標準時間——格林尼治標準時間由此誕生。至此，一日三餐的輪廓終於在世界範圍內清晰起來，並隨著工業革命和十九世紀以來城市化的漫長過程逐步在全球各地得以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