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劉文娟季建林

  大規模流行病學研究已證實，女性抑鬱症患病率為男性的兩倍。女性抑鬱症患病率更高的影響因素，我們可以從生物學、心理和社會環境因素三方面來探討。

生物學因素

  抑鬱症的遺傳度約為30%~40%，女性的遺傳風險高於男性。而且在負面的環境下，遺傳因素會升高特定精神障礙的易感性。

  女性激素也是抑鬱症的一個重要影響因素。從青春期、懷孕生子到絕經期，女性在不同生命週期，都伴隨著卵巢激素水準的變化，而在激素劇烈變化期，抑鬱風險也顯著升高。激素可調控腦內多個參與抑鬱症發生發展的神經遞質系統，以及個體對環境因素的敏感性。

  通常情況下，男性對社會心理應激的生理反應更大，而女性的應激反應相對較弱。從進化角度出發，這一現象是為了保護胎兒免受母體應激的影響。然而，應激反應調動較弱與更高的抑鬱風險相關。

心理學因素

  從青少年期開始，女性的情緒不穩定性開始顯著高於男性，並持續終生。女性更容易經歷焦慮、憤怒、內疚和抑鬱情緒，應對環境未知結果的抗壓力能力較差，更有可能將正常情況解釋為威脅，將小挫折看成絕望的困難。這種特質也是抑鬱症的高危因素。

  對待負性生活事件，女性更傾向於將原因歸結為自己能力欠缺或者自己性格不好，導致更容易出現抑鬱情緒。而最初出現情緒低落時，男性喜歡通過參加體育活動發洩和擺脫自己的抑鬱情緒， 比較容易轉移注意力。

  而女性不願意多活動，並且出現「心理反芻」，即反復思慮情緒低落發生的可能原因並給出各種可能的解釋，被動重複地體驗傷痛，這也會延長她們的抑鬱情緒。長期對負性結果和無助的預料最終會導致絕望，並可能進展為抑鬱症。

  人際交往中的衝突，往往是女性抑鬱的誘因。相對男性， 女性有更強烈的同情心，更渴望親密的人際關係和得到他人及社會的認同。女性也比男性更能忍受生活事件帶來的痛苦，更多地把感情花費在人際關係中，面對失敗更容易責備自己。因此遇到了同等的負性生活事件，女性比男性更容易患抑鬱症。

社會環境因素

  從環境因素來看，在青少年期，女孩的人際應激事件更多，對這些應激的易感性也顯著高於男孩；應激的產生可預測日後的抑鬱發作。青春期第二性徵的發育，因為月經的不便， 體重的增加，都會導致女性更容易對自己的身體感到羞恥和不滿意。女性對自己外表的負面評價，也可能導致女性容易出現無助感和抑鬱。

  現代社會生活節奏加快、競爭激烈，由於女性社會角色的變化，女性進入成年期以後，不再像以往那樣僅僅承受家庭生活的壓力，而是和男性一樣要承受學習、工作、生活、婚姻情感、病患等重負。

  研究顯示，全職有酬工作可降低抑鬱焦慮的發病風險，而僅僅是養育子女則無保護效應；女性往往需要承擔更多的家庭責任，故所得到的保護效應有限。此外，缺乏社會支持對於抑鬱的預測效應在女性中也強於男性。

  針對女性的暴力是一個全球性的嚴重問題， 包括軀體/性虐待、強姦、性綁架等，在某些地區還存在強迫結婚及生育等。這些應激事件可能升高女性罹患抑鬱的風險。早年負性事件，如軀體/情感虐待及忽視等，相比於男孩，女孩遭受童年期性虐待的風險更高。而童年期性虐待受害者通常更容易出現抑鬱。

  世界衛生組織估計，世界範圍內，有30%的女性是遭受配偶軀體及性暴力的受害者，其風險遠高於男性，而女性暴力受害者罹患抑鬱及物質相關障礙的風險為非受害者的兩倍。

  全球範圍內，性別不平等的現象較為普遍；來自性別平等水準較高地區的女性罹患抑鬱的風險較低。此外，性別相關的社會準則及結構同樣與針對女性的暴力相關，包括教育成就、掌管財產的情況等，進而影響抑鬱患病率的性別差異。

男性自殺率高於女性

  就抑鬱症的病程演變（緩解、復發及遷延為慢性）而言，研究提示男性與女性並無明顯差異。1/10的抑鬱症患者若得不到及時有效治療，會有自殺死亡的風險。

  然而，抑鬱所帶來的死亡率升高在男性中較女性更為顯著。究其原因，可能有以下兩個方面：

  其一，男性和女性抑鬱症的症狀表現不同，女性抑鬱症患者最主要的情緒體驗是悲傷，而男性患者最為典型的情緒則是憤怒，通常也伴有行為衝動。

  因此女性雖然自殺企圖發生率高於男性，但是採取的自殺方式相對危險性低（主要是過量服用藥物），搶救成功率高，男性則容易採取更為決絕和極端的自殺方式，因此自殺死亡率較高。

  其二， 「男兒有淚不輕彈」。無論在東方還是西方文化中，都崇尚男性堅強和情緒內斂，流露抑鬱和悲傷情緒， 會被視為軟弱和無能， 因此男性更少尋求幫助，錯失了早期識別和治療的機會，造成了不可挽回的結局。

  研究也顯示，女性利用門診精神衛生機構解決情緒問題的頻率顯著高於男性，識別率和治療率也顯著高於男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