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牛淑平（安徽中醫藥大學教授）
以《黃帝內經》、《傷寒論》等為核心的經典著作奠定了中醫治病保健的理論體系，中醫的臨證實踐過程可用「辨證論治」四個字高度概括。「辨證論治」內涵亟須釐清幾十年來，貫穿中醫課堂教學的一個核心宗旨，就是努力地讓學生記住：中醫的臨證過程是一個獨具特色的「辨證論治」過程。
然而耐人尋味的是，讓中醫人一直引以為豪、作為招牌掛在嘴邊的「辨證論治」，其實質是什麼？似乎始終是一個內涵和外延皆模糊不清的概念。更有甚者把「辨證論治」當成了隨心所欲處方
用藥的「擋箭牌」。
其實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無論是稱之為傳統的「辨證論治」也好，還是名之為現代的「診斷治療」也好，其本質應該是一致的，都屬於看病的技術範疇。
既然是技術，就應該有技術指導要領，有操作規範要求和技巧。科學技術史通識教育明確告訴我們，在確保最佳效果的前提下，技術應該是以追求簡單化、標準化為最高境界的。
傳承傳統技術需要有操作技術規範的提煉，尤其不應該出現諸如同一個患者的舌質，此醫生望診是舌紅，彼醫生望診卻是舌淡這類辨證混亂現象。教材的「證型」總結缺少技術規範我們都是從中醫院校走出的畢業生，當初帶著滿肚子背得滾瓜爛熟的名方、
名藥走向臨床，覺得這成百上千的方子足以應付天下病證。然而現實是，當面對一個個真實患者時，卻越來越發現「天下無方會用」。再現一下我們臨證時的情景，想看看問題究竟出在哪個環節。譬如當我們平生面對第一個主訴咳嗽的患者時，該怎麼處理？首先是依據教科書裡教的知識。一直以來，中醫臨床教科書裡不同的病證，都會介紹很多「證型」。教學的要求就是要學生強記下證型的症狀、治則、方藥。當面對主訴咳嗽的患者時，剛接觸臨床的我們腦海裡會本能地先將熟記下來的咳嗽證型過濾一
遍，看看能否「對號入座」。如果能與教材上的某一證型大體對上，或許可以勉強開出一張處方，然而大多時候，根本對不上號。
我們也明白，辨證論治當然不應該是一個簡單的對號入座的過程。因為老師曾反覆強調，要因人而異，靈活辨證，而這也正是中醫的優勢所在。
問題是，如何採集患者的相關資訊？怎麼記錄資訊？怎麼分析資訊？怎麼針對病情去靈活處方？這一系列的辨證技術細節問題需要規範化的指導，但教材上基本未涉及，以致我們無從下手。這
些經歷的困惑讓我們反思：教材羅列的「證型」是方法嗎？好像不是。
「方法」應該是臨床上行之有效、可供遵守的技術路線指導。或許教材羅列的這些「證型」是基於臨床上的高概率病例，所以才成為我們臨證的範本？好像也不是。縱覽一些古今名家治咳的成
功案例，與教材「證型」範本的吻合率是很低的。教材的「證型」羅列顯然只突出了「證」，而忽略了「辨」的技術內涵。
傳承技術的關鍵在於授之以「漁」如今的中醫臨床類教學，基本上是要讓學生拼命地記住幾十甚至幾百個證型方劑。然而中醫的「名方」和「有效方」還真不是一回事。
所謂「歷史名方」、「祖傳秘方」在我們手中如果不能變成「有效方」，就會失去其應有的價值。而且強記證型方劑的結果，會無意中引導學生在臨證時陷入「對號入座」的思維模式，這就違
背了「辨證論治」的理念。
我們不妨試著用一道算術題原理來反思一下學習方法：如果僅僅記住10個名方的功用，意味著也許獲得了可以解決10種病情的能力。
但若記住了10味中藥性味及功效，並能熟練掌握10種中藥在不同排列組合下（方劑）會產生怎樣的效果，即處方技術，那麼就有解決遠遠不止10種病情能力的可能性。讓學生強記證型、方劑，
顯然是低級的教學方法，也不符合「辨證論治」的基本精神。
即使西醫，雖有《診斷學基礎》，但對於每一個病症，同樣有診斷細則和要點。我們的中醫教學雖有《中醫診斷學》，但每個病種的診斷細則都被「證型」代替了。
追溯經典，《黃帝內經》就有專門的「咳論」篇，篇中不僅提出了「五臟六腑皆令人咳，非獨肺也」這個著名的觀點，還在這個觀點下介紹了治咳的臨證思路，並不是簡單地羅列「證型」。
在中國有個點金術的故事，說一個人手點之處的物件都能變成金子，於是大家都去找他要金子。然而有一個人卻智慧地去索要他那個點金的手指頭。這個故事其實告訴我們，正確的方法才是根本。中國大陸一位知名教授曾總結了中醫的成才之路：「讀經典，拜名師，勤臨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