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金金
性騷擾，通常指以性慾為出發點的騷擾，以帶性暗示的言語或行動針對被騷擾物件，引起對方的不悅感。其表現形式尚無統一界定。沒有切身體會的人可能會認為，性騷擾未構成「實質性」的傷害，就是像「吃了口蒼蠅」一樣噁心，躲過去就是了。
　但實際上，性騷擾和強姦一樣都是性侵犯的一種，騷擾行為給受害者帶來的心理困擾不亞於強姦帶來的傷痛。對兒童的性騷擾甚至可以影響其一生的性格和社會認知水準的發展。
　性騷擾的發生防不勝防，實施者存在一定的心理「變態」，但並不一定是那種少見的、十惡不赦的壞人。他們多數是平平常常的人，沒有年齡界限，也沒有職業界限，工人、大學教授、官員、商人都有可能。按事件發生的地點、隨機性以及騷擾者與受害者關係，可以將性騷擾粗分為陌生人性騷擾和關係內性騷擾。
陌生人性騷擾
　陌生人性騷擾大多偶然發生，地點多為公共場所，一般來源於和自己毫無關係的陌生人。比如我們曾聽到這樣的新聞：地鐵上活捉「鹹豬手」，靜安寺頻繁發生的老爺叔性騷擾事件等。中國大陸目前沒有針對該類性騷擾發生率的調查，但是，從新聞報導和現實生活中的遭遇推斷，該類事件的發生率不低。
　面對這類隨機性很高、難以預期的侵犯，我們最常出現的心理反應是厭惡、恐懼、憤怒。在這樣的心理驅使下，採取的防禦機制一般有：逃避和反擊。
　有些人「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繩」，為了避免再次經歷類似事件，會選擇盡可能地躲避事件發生的時間、地點。也有人會用行動表達態度，比如「靜安寺事件」中的那位女性，勇氣和行動力值得欽佩。她大聲痛斥了騷擾者並報警。
　如果是你面對這樣的惡行，你會怎麼做？又應該怎麼做呢？是選擇「逃避」，還是懷揣「勇敢的心」立即採取行動反抗？
事實上，任何人都難以就這一問題給出一個確切的建議。因為採取何種應對措施要根據當時的時間、地點和安全性而定。
　然而，從心理學角度來看，性騷擾所引發的負性情緒如果不及時處理，可能會繼發為負性認知，作為一種創傷埋在心裡。
　常見的負性認知有：以偏概全（認為所有人都這樣），自卑（認為是自己的原因導致侵犯發生），自責（責怪自己當時沒有果敢拒絕）等。因此，不論是消極逃避還是積極反抗，我們都要警惕負性認知的發生，妥善處理負性情緒，比如可以選擇分享這段經歷，自助或者求助他人。大量案例證明，保持沉默的代價可能是讓自己陷入這段創傷，不斷反芻當時的情緒。在精神科，偶發的性騷擾不會導致精神疾病的發生，但是卻可能是一些精神障礙，比如驚恐障礙、應激相關障礙、抑鬱症等的誘發因素。
關係內性騷擾
　關係內性騷擾大多發生在職場、學校、家庭中，騷擾者一般為和自己存在某種人際關係的人，比如上級和下屬，老師和學生，親戚之間等。這種人際關係常有一個共同點，那就是實施者和受害者往往存在權威或利益關係。
　一份調查報告顯示，中國大陸84％的女性遭受過不同形式的性騷擾，其中最大的受害群體為30歲以下的未婚職業女性。50％的性騷擾來自工作場所，其中36％來自上司，14％來自同事。
　關係內性騷擾的發生更加隱匿，持續時間更長，騷擾的動機是蓄意而非隨機，因此對受害者造成的「殺傷力」往往更高，對心理健康的影響更大。性騷擾者往往採取「威逼」、「利誘」、「博取同情」等方式實施騷擾，騷擾的形式也不僅僅是肢體觸碰、言語猥褻，還可能表現為精神上的控制，更加曖昧不清的表達等。
　受害者經歷關係內性騷擾常見的心理反應除了前文提及的厭惡、恐懼、憤怒，還有很多更複雜的情感過程如下述：
　迷茫：懷疑自己可能誤會了別人的好意，把性騷擾當成好感。
　屈辱感：沒有勇氣捅破這層關係，認為表達拒絕態度即是「撕破臉」。就像北航事件中的受害者，時隔12年最終找回正義，羅博士的勇氣值得欽佩，但是回首事件剛剛發生時，她也經歷著這樣的屈辱和恐懼。
　逃避現實：荒廢學業或事業，覺得努力沒有意義，尋求其他心理安慰等。
　認同：既然來自權威而且難以反抗，那我就認同這種傷害。但實際上，這種防禦機制往往給心理帶來更大的傷害，比如，低自尊，自我認同障礙，繼而發展為抑鬱症、物質濫用等精神、心理疾患。值得注意的是一種叫做斯德哥爾摩綜合徵的心理狀態會發生在這類事件中，即犯罪的受害者對於犯罪者產生情感，甚至反過來幫助犯罪者的一種情結，被害人對加害人產生好感、依賴心，甚至協助其加害他人。這是一種不成熟的心理防禦機制。
面對長期或者明確的關係內性騷擾，我們又該怎麼做？
　「處理當下的情緒，糾正負性認知」仍舊是自我心理建設的兩個關鍵因素。首先，應該明確表達態度，勇氣永遠是最好的武器。其次要學會傾訴，傾訴本身就可以一定程度地緩解焦慮、恐懼和憤怒情緒。同時可以尋求幫助，比如尋求周圍值得信賴的親朋好友的幫助，或者撥打心理諮詢熱線，在掌握證據的前提下可以求助相關執法機構等。最後，不要逃避，直面當下，正視未來，繼續正常生活。
　性騷擾和性犯罪可能只有一步之遙。驚慌失措、恐懼軟弱這樣的反應往往解決不了問題，反而助長了下一次性騷擾或性犯罪的發生。面對性騷擾，你不會是第一個，也不會是最後一個，更不會是唯一的那個，因此擺正心態尤為重要。
應對校園性侵犯其他國家有哪些措施
　2017年5月，劍橋大學掀起一場名為「打破沉默」的反性侵活動，並創建了同名線上平臺，以解決校園性侵和性騷擾問題。劍橋學生和員工可以通過平臺獲取幫助和建議、匿名舉報、參加線上課程等。此外，劍橋大學還頒布了學生和教職員工之間的個人關係政策。
　政策規定，教職員應該避免同與自己有專業聯繫的學生發生性或其他親密關係。如果關係已經建立，則應該向校方人力資源部門的主管披露，校方將安排該職員避免與相關學生產生專業聯繫。
　其實，英國高校也曾消極應對過性侵事件。根據英國大學校長委員會於1994年起草的澤利克報告，英國大學可以將校方聲譽置於學生利益之上。這使他們可以長期避免曝光校園性侵案或為受害人提供事後關懷。其結果是，學生對於校方處理性侵事件的不信任變得根深蒂固。
　隨著「Me Too運動」（Me Too即「我也是」，是女星艾麗莎‧米蘭諾等人2017年10月針對美國金牌製作人哈威‧溫斯坦性侵多名女星醜聞發起的運動，呼籲所有曾遭受性侵犯女性挺身而出說出慘痛經歷，並在社交媒體貼文附上標籤，藉此喚起社會關注。）席捲全球，各國高校都開始加強反性侵措施。
　據《衛報》報導，澳洲人權委員會對31000名學生進行調查後發現，51%的學生表示在過去遭受過性騷擾，而6.9%的學生表示在過去兩年遭遇過性侵犯。其中，寄宿學院的校園性侵事件發生率最高，占受訪者總數的7%。
　澳洲高校在去年聯合推出了一項「十點計畫」以幫助解決校園性侵問題。這10項舉措包括：為大學生制定建立尊重關係的計畫；提升大學輔導員技能，以支持性騷擾和性侵受害者；在全國範圍設立24小時臨時熱線，為學生提供專業支援；為大學工作人員提供更廣泛的急救培訓；為大學工作人員提供預防和應對性騷擾和性侵的培訓；為寄宿學校提供急救培訓；制定「最佳做法」指導方針，以支援大學回應相關報導；制定師生關係原則；繼續開展反性侵運動；開展後續學生調查來評估進展。不過，有調查顯示，「十點計畫」公佈後，僅三分之一的學校落實了支援學生反性侵政策。
　在美國，歐巴馬執政時期，教育部曾頒布了一項關於處理校園性侵事件的指導方針。這一方針要求大學在決定學生是否對性侵犯負責時，應採取最低的舉證標準。這可能導致被控學生遭到紀律處分甚至退學。現美國教育部表示，大學可以棄用這一標準，要求受害人拿出「明確且令人信服的證據」。這一變化在美國大學引發了激烈的爭論。